杨宇霆在整编委员会上发难的时候，于凤至正在铁路局看松花江大桥的设计图。

    谢苗诺夫从俄国请来的工程师画了三版图纸，她都不满意。第一版桥墩太密，浪费钢材；第二版跨度太大，怕承重不够；第三版折中了一下，她拿着红笔在桥墩位置画了个圈：“这里，再往左挪五尺。”

    工程师叽里咕噜说了一堆俄语，谢苗诺夫翻译：“他说再挪就不稳了，水流太急。”

    “不稳是因为地基没打够，加桩，钱不是问题。”

    谢苗诺夫苦笑，把话翻过去。工程师摊了摊手，拿着图纸走了。

    秋月从外面跑进来，脸色发白：“少奶奶，杨宇霆在委员会上说您的铁路账目不清，要派人来查账！”

    于凤至放下手里的红笔。“账目不清？谁的账目？”

    “他说您的铁路用的是帅府的钱，赚的钱却进了自己的腰包。还说您把铁路当私产，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。”

    于凤至站起来。她把桌上的图纸卷好放进抽屉里，动作不快，但很稳。窗外铁路工地上传来打桩机的闷响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有人在拿铁锤砸地基。她伸手把抽屉推上。“走，去看看。”

    马车到帅府的时候，杨宇霆已经站在正厅里说了好一阵子。他站在地图前，手里拿着一份报表，声音不紧不慢，每个字都带着刺。

    “大帅，奉哈铁路从修建到现在，少奶奶一共从帅府支走了八十万大洋。铁路是通了，可这些钱到底花在了哪里，账目上写得不清不楚。少奶奶说是她的私产，可钱是大帅的，地是帅府的，工人是东北的——这到底是谁的铁路？”

    几个将领交头接耳，没人敢大声说话。张作霖叼着雪茄，脸上看不出表情。

    于凤至走进去。军靴和马靴在青砖地上错杂地响了一阵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她。她没有看杨宇霆，先把目光落在张作霖身上，微微点了下头，然后才转过身来。

    “杨先生说我的账目不清？”她把手里抱着的文件夹放在桌上，翻开。里面不是一份报表，是厚厚一摞——钢材采购单、枕木验收单、石料运输单、各段工人的工钱签收册。每一页都有日期，每一项都有经手人的签字，每一个签字都附了指印或私章。她把文件一件一件摊在桌上，动作跟她爹当年在商号里跟债主对账时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“这是奉哈铁路从开工到通车的每一笔开支。钢材——多少钱买的，从哪进的，谁验收的。枕木——多少根，哪片林场出的，谁押运的。石料——多少车皮，哪个采石场供的，谁签收的。人工——每段路基用了多少工人，每人每天多少工钱，谁发下去的？杨先生要不要一页一页过目？”

    杨宇霆接过文件夹翻了几页。他翻得不快，但每翻一页脸色就沉一分——这些单据不是临时补的，纸张有新旧，墨迹有深浅，签字人的笔迹各不相同。于凤至说铁路花掉的每一分钱，她早在花钱之前就做好了被人查的准备。

    他把文件夹放下。“账目可以做假。”

    “账目可以做假，但钢材不会，铁路不会。”于凤至看着他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是在铁砧上敲过的，“杨先生觉得我的账目有问题，可以派人去查。钢材验货，我陪您去，一根一根验。枕木抽检，我陪您去，拿卡尺量。查出来一分钱不对，我认。查不出来，杨先生怎么说？”

    会场上安静了。刚才交头接耳的几个将领都不说话了，有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有人低头看着自己的军靴尖。杨宇霆拿着文件夹的手指节泛白，但他很快把文件夹放回桌上，脸上的表情重新调整成那副不咸不淡的微笑。

    “少奶奶，我不是说您的账目有问题。我是说，铁路是东北军的命脉，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。”

    “铁路是我修的，钱是我筹的，工人是我管的。”于凤至看着他，语气跟刚才念账目时一样平，但每个字都往前迈了半步，“杨先生觉得不该由我一个人说了算——那您说说，谁说了算？”

    她没有把后半句说完。但在场所有人都听出来了——杨宇霆管的是军需采购，铁路跟军需是两条线。她今天在正厅里摊开的不仅仅是奉哈铁路的账本，也是将来某一天评审小组坐在军务会上查验军火采购单时用的模板。

    张作霖把雪茄从嘴里拔出来，在烟灰缸边沿磕了磕烟灰。“行了。铁路的事，凤至说了算。谁有意见，来找我。对了——”他把烟袋锅子往桌上一搁，“以后军需采购这些东西，得有个小组专门审。一个人说了算不行，一群人说了算也不行——得有个章程。”

    于凤至听到这话，正在收单据的手停了一瞬。小组——这个词从张作霖嘴里说出来，轻飘飘的，像是随口一提，但每个字都像抹了胶一样黏在她心里。她没有抬头，继续把单据按编号码好。

    杨宇霆站起来，把文件夹往前推了推。他没有反驳，没有解释，只是拿起桌上的军帽戴好，转身往门口走。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，回过头来，不是看于凤至，而是看了一眼张作霖。张作霖没有看他。他推门出去了。门关上的声音不重，但木轴在门臼里干涩地磨了一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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