达娃来的那天晚上，住在山脚下旺堆家里。

    不是刘琦安排的，是达娃自己选的。她说：“你的石室在山顶，我一个人住不习惯。旺堆家有好几口人，热闹。”刘琦没有争辩，帮她把小毛驴背上的两个袋子卸下来，扛到旺堆家的院子里。袋子很沉，一个装的是青稞面，另一个装的是一种刘琦没见过的东西——干蘑菇。普兰的森林里产的，晒干了，颜色发黑，有一股浓烈的、泥土和松针混合的气味。

    旺堆的妻子叫卓玛，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，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被生活磨平了的平静。她看到达娃，没有多问，只是从屋里拿出一床干净的被褥，在灶台旁边给达娃铺了一个铺位。灶台整晚都烧着牛粪，是整间屋子里最暖和的地方。

    刘琦回到山顶的石室，躺在矮床上，盯着头顶的石板。石板上有裂缝，裂缝里有水渗出来，在火光的映照下闪着微弱的亮光。他睡不着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达娃。是因为他自己。他在想一个问题：他到底应该以什么身份在这个时代活着？一个来自未来的穿越者？一个拥有天工之力的“先知”？一个被某种使命驱使的工具人？这些身份都太大了，大到像一件不合身的袍子，穿在身上，走每一步都觉得别扭。

    达娃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一件事：他不能永远活在这些“大身份”里面。他需要找到一个更日常的、更朴素的、更接近普通人的身份。一个种地的人，一个打铁的人，一个修水渠的人。这些身份很小，但小有小的好处——小到不会引起怀疑，小到可以真实地活着。

    他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银眼——不，天工感知——在他意识深处安静地运转，像一台永不停歇的钟表。它感知到了山脚下旺堆家的灶台，感知到了灶台旁边那个安静的、均匀呼吸的、已经睡着了的女人。

    他没有刻意去感知她。但感知到了，就是感知到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上，刘琦下山的时候，达娃已经在试验田里了。

    她换了一身衣服——不再是昨天那件深蓝色的棉袍，而是一件灰白色的、打了几个补丁的粗羊毛袍子，袖子卷到手肘以上，露出两条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、结实但不粗壮的手臂。她的头发没有用银簪子挽起来，而是编成了一条粗辫子，搭在肩膀上，辫梢用一根红绳扎着。

    她蹲在地里，用手扒开土壤，看翻埋的绿肥腐烂的程度。动作很专业——不是那种“我在电视上看过”的专业，是那种“我做了十年”的专业。手指插进土里，捏一把，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，然后松开，让土从指缝间漏下去。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，但已经足够她判断出土壤的湿度、温度和有机质含量。

    刘琦站在田埂上，没有出声。他看着她，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——不是心动，不是欣赏，是一种“被看穿了”的不安。这个女人太厉害了。她不需要天工感知，不需要现代农学知识，她凭经验和直觉就能做出和刘琦用天工感知得出的几乎相同的判断。

    如果她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刘琦会怀疑她也是一个穿越者。但她是。她就是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、在普兰种了十年地的、一个普通的农民。她的“普通”，恰恰是刘琦最缺乏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你来了？”达娃头也没抬，声音从地里传上来，带着一点土腥味。

    “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块地的绿肥翻得不够深。”达娃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指着第三块地的一角，“那里，大概两尺见方的地方，绿肥还在土面上，没有翻下去。过两天就会发霉，长毛，影响旁边的土。”

    刘琦走过去，蹲下来看了看。天工感知告诉他，达娃说的地方确实有一小片绿肥没有被完全翻入土层。面积不大，只有脸盆大小，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但他发现了，达娃也发现了。她用肉眼，他用天工感知。结果一样，路径不同。

    “你说得对。”刘琦站起来，拿起靠在田埂上的铁锹，走过去把那片绿肥重新翻了一遍。

    达娃没有帮忙，就站在田埂上看着。等刘琦翻完了，她才开口：“你种地的方法，和普兰不一样。普兰人种地，不翻绿肥，不轮作，不施肥。地种几年，不行了就丢，开新地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刘琦说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？”达娃歪着头看他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去过普兰？”

    刘琦愣了一下。他说漏嘴了。他知道普兰的耕作方式，不是因为他去过普兰，而是因为他读过关于西藏农业史的论文。但他不能这么说。

    “听人说的。”他含糊地带过。

    达娃没有追问。她弯下腰，从田埂上拔了一株野草，在手里转着玩。那是一株开着小白花的荠菜，在这个季节已经老了，茎秆发硬，叶片发黄，但花还在开，小小的，白白的，像撒在绿色绒毯上的碎米粒。

    “你在普兰种了十年地，”刘琦问，“为什么来这里？”

    达娃把荠菜花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，然后扔掉了。“普兰的王室和古格的王室是亲戚。我父亲以前在普兰王宫做事，后来得罪了人，待不下去了。才旺大人是他年轻时的朋友，帮他在这里安排了住处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我父亲去年死了。我一个人，就来了。”

    她没有说“来投奔才旺”，但意思很清楚。一个失去父亲的女人，在这个时代，要么嫁人，要么投奔亲戚，要么自己想办法活下去。她选择了自己想办法。

    “你会种地，”刘琦说，“在哪里都能活下去。”

    达娃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很短，不到一秒钟，但刘琦从中读出了很多东西——不是感谢，不是感动，是一种“你说得对，但你说得太轻巧了”的复杂情绪。

    “活下去和活下去不一样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然后她拿起靠在田埂上的另一把铁锹，走进了地里，开始翻土。

    刘琦站在田埂上，看着她的背影，看着那把铁锹在她手里像长了一双眼睛一样精准地切入土层、翻起土壤、拍碎土块。动作流畅得像舞蹈，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，没有多余的力气，没有多余的动作。

    他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感觉。不是心动，不是欣赏，是“踏实”。这个女人在身边，他觉得自己脚下的土地变得更坚实了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日子，刘琦和达娃一起打理试验田。

    达娃负责种植的部分，刘琦负责实验设计的部分。两个人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很少说话，但很少出错。达娃浇地的时候，刘琦在修水渠；刘琦翻土的时候，达娃在捡石头；两个人一起播种的时候，一个人在前面挖沟，一个人在后面撒种，步伐一致，间距均匀，像是在一起种了很多年的地。

    旺堆有时候会来看，看一会儿，然后走。走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刘琦看不懂的表情——不是笑，不是不笑，是一种介于“看好戏”和“祝福”之间的、暧昧的神情。

    扎西来得更勤。他不是来看地的，是来看达娃的。每次来都带点东西——几个鸡蛋，一小块酥油，一把野葱。东西放在田埂上，说一句“我叔叔让我送来的”，然后站在旁边，假装看地，实际上一直在看达娃。

    达娃对他很客气，但客气就是距离。她对刘琦不客气。她会让刘琦去背水，会让刘琦去搬石头，会让刘琦去挖最硬的那块地。刘琦做错了，她会直接说：“不对，重来。”语气像老师训学生，不留情面。

    刘琦没有觉得不舒服。他知道达娃对他的“不客气”，恰恰是一种信任。她把他当成一个可以一起干活的人，而不是一个需要被伺候的“主人”。

    一天傍晚，干完活，两个人坐在田埂上休息。达娃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，递给刘琦。是一块饼。不是青稞面做的饼，是白面做的。白面在这个时代是稀罕东西，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。

    “哪里来的？”刘琦问。

    “我自己带的。”达娃说，“从普兰带来的。一直没舍得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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